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汉字结构的发展方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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汉字的结构是朝着什么方向发展的?对这个问题,有两种截然相反的回答:一是音化,一是意化。〔1〕所谓“音化”, 是指在汉字体系里音符数量由少到多,逐渐占优势;而“意化”,则是意符数量由少到多,渐次成为主流。

在讨论音化或意化时,要注意以下两点:

第一,应着眼于作为汉字构成成分的字符。一个字符若要成为某语素的书写形式或书写形式的一部分,就要实现字符与语素的结合。结合的道路主要有两条:一是用字符所示的意义与语素的意义沟通,这叫表意,这种字符增多就叫意化;二是用字符所示的声音与语素的声音沟通,这叫表音,这种字符增多就叫音化。由此看来,所谓表音表意,所谓音化意化,是就字符与语素结合的方式来说的,是着眼于字符的。字符与语素的结合,有“初婚”和“再婚”两种情况。例如甲骨文中的 “日”与语素“日”的结合是“初婚”,而“晴”“马日”中的“日”与语素“晴”“马日”的结合都是“再婚”。“初婚”时字符只有形体意义,它与语素只能沿着意义这条道路走到一起;“再婚”时的字符,已有了它最初记录的语素的音和义,它与新语素结合的途径就可以有意义和声音这两条了。

一个汉字,不论它有几个字符,也不管这些字符是通过什么途径与相应语素结合的,一旦成了语素的书写形式,它就成为一个整体。这个整体是“能指”,而相应的语素是“所指”。作为“能指”的字,是既有音,又有义的,因为语素是音义结合体。因此,说到音化意化时,不能着眼于作为语素书写符号的汉字。在这一点上,中西文是一样的。例如我们不能说英文“sun”这个字只有音,而中文“尖”这个字只有义,但可以说“sun”字所使用的字符“s”“u”“n”只表音,而“尖”字所使用的字符“小”“大”只表意。

第二,应着眼于汉字字符的实际运用。我们知道,在记录语言时,一个汉字有时记录这个语素,有时记录那个语素;有时表示本义、引申义,有时表示假借义。汉字记录的语素不同,所表示的意义不同,汉字所使用的字符表音表意的情况就有所不同。所谓表音、表意,实际上是指在汉字实际运用过程中字符与相应语素的结合方式,而不是指在创造汉字之时字符与相应语素的结合方式。例如古文字中的“来”,就其来源而言,是表意的;而就其运用讲,是表音的。当然,这两者有时是统一的。例如古文字中的“日”,当它表示本义时,是表意的;而就其来源说,也是表意的。

纵观几千年来汉字发展的历史,我们发现,汉字的结构依次有三个不尽相同的发展方向,换句话说,汉字结构发展的方向是因时而异的。

一、在完整的汉字体系形成的过程中以及这种体系形成的初期,汉字结构发展的方向是音化。

完整的汉字体系是在原始文字的基础上形成的,而原始文字(包括文字画和图画字)都是表意的。汉字的文字画材料,至今还未发现。而图画字的材料却有一些。例如《金文编》843号,是一幅画,像手里拿着刀杀猪,它的意思应该是杀猪祭祀祖先。从这类材料来看,图画字中已有可以反复使用的单体符号。这些符号,或者是代表有形事物的,或者是代表概念的。

当汉字完整的体系开始形成时,图画字中的许多单体符号被吸收进来;此外人们还仿此创造了许多类似的符号。然而光凭这些表意符号,还不能做到按照词序无遗漏地记录语言,这是因为,语言中的许多词(如虚词)是无法以形表义的。要想全面地记录语言,只有走假借的道路。完整的汉字体系形成的过程,就是假借字不断增加的过程。

汉字完整的体系形成的时间,大约是在夏商之际。殷代距离夏商之际相当近。在殷代的甲骨文里,假借字占了74%左右。〔2 〕属于西周早期的《利簋》铭文,假借字的比重也大抵如此。

这时文字里假借字的比重如此之大,超出了一般人的想像。在原始汉字里,可能也有一些假借字,但是其比重肯定很小。与原始汉字比较起来,殷商时代和西周早期文字里的假借字急剧增加。假借字是由音符构成的,这种字占大多数,那就是音符占大多数。这就是说,从原始汉字到殷代甲骨文、西周早期金文,汉字结构的发展方向是音化。

二、从西周时代起,汉字结构的发展方向是音意化。

从用字这个角度来看,自西周时代起,假借字逐渐减少:

西周前期的《大盂鼎》铭文,共有291个字,假借字约70个,约占总数的24%;西周中期的《史墙盘》铭文,共有284个字,假借字约 60个,约占20%;西周晚期的《毛公鼎》铭文,有497个字,假借字约有70个,占16%;〔3〕春秋时代的《栾书缶》铭文,共有40个字,假借字5个,占12%强;战国时的《鄂君启节》,总字数164个,假借字3 个,仅占2%;秦汉时的帛书《老子》乙本共有5500个字,假借字320个,占6%;帛书《经法》约5000字,假借字320个,也占6%;现有的《老子》假借字30多个,不足1%;现有的《荀子》首三篇,共有5700 多个字,假借字54个,占1%弱。

上述统计说明,时代愈晚,假借字越少。

若从造字角度来看,自西周时代起,形声字迅速增加。甲骨文中的形声字,仅占20%左右。自西周时代起,形声字大量增多。到了春秋时代,形声字的数量已超过了表意字。秦国的小篆,依据许慎的《说文解字》,共有9353字,形声字有8057个,占82%。南宋郑樵分析过23000多个汉字的结构,结论是形声字已超过90%。清代的《康熙字典》,形声字也占90%。与形声字在全部汉字中的比重逐渐增大相伴随,汉字的数量也逐渐上升。汉字的数量和形声字的比重成正比地增加,说明西周以后增加的新字主要是形声字。

前面讲过,自西周时代起,假借字在全部汉字中的比重逐渐减少,这就是说,西周以后形声字在运用过程中,基本上是用来表示本义或引申义的。一般说来,当表示本义或引申义时,形声字中的音符有表音作用,意符有表意作用。

形声字是由意符和音符构成的,这种字数量逐步增多,也就是音符和意符逐渐增加。这种现象,既不能说是音化,也不能说是意化,而应称为音意化。

所谓音意化,并不是说音化和意化平列,而是有主有从的。应该说,音化是主要的,而意化是辅助的。为什么这样说呢?

首先,形声字的最主要来源是在假借字上加意符。这样做的目的,是区别同形同音的字。例如,“辟”的本义是法,但是被借来表示躲避、开辟、邪僻等意义。当多义的“辟”在语句中出现时,有时就分不清它是什么意思。为此,当表示躲避这种意思时,就在“辟”上加“走”旁;当表示开辟义时,就加上意符“门 ”(繁体);当表示邪僻义时,就加上“亻”旁。这样就不容易混淆了。由此看来,意化是在音化遇到困难时的补救措施,它是为音化服务的。

其次,形声字中的意符所表示的,一般只是相应语素的意义类别,而不能确切地指出其意义;而音符则通过表示语素的音,确切地表示出语素的意义。

认识到音意化中音化的主导地位,就可以把后期的音意化与前期的音化联系起来,笼统地称汉字结构的发展方向为音化,但在这样概括的时候,要意识到汉字前期的音化和后期的音化是有差别的。

三、现代汉字结构的发展有记号化趋势。

所谓记号,是指跟文字所代表的语素在语音和意义上都没有联系的字符。记号化就是指记号这种字符在汉字体系里逐渐增多。

汉字体系里的记号,有一些是原来就有的。例如甲骨文中的“五”“六”“七”“八”等等。但绝大多数是在汉字演变过程中产生的。时代愈后,记号越多。

有些记号原是意符。意符都是表示意义的,其意义大别有二:一是形体意义,即用图形所显示出来的意义,所谓图形,是指实物之形或抽象、象征之形;二是语素意义,这是字符最初所记录的那个语素的意义。意符凭其意义与语素的意义沟通。具有形体意义的意符,当汉字变得不象形以后,它的意义丧失了,它跟相应语素的意义沟通被阻断了,变成了记号。这种变化过程,其实自殷商时代起就已经开始了。例如甲骨文中的“有”为什么写成“ㄓ”,“亡”为什么要写成“?”?对这样的问题,不用说一般人,就是古文字学家也回答不好。到了隶楷阶段,汉字形体笔画化了,具有形体意义的意符绝大多数变成了记号。有语素意义的字符,当它的意义与语素意义的联系被切断时,也就变成了记号。这种联系为什么会被切断呢?主要原因有三条:一是字符形体发生讹变,二是字符独立成字时的意义发生变迁,三是相应语素的意义有了改变。

有些记号原是音符。音符跟相应语素的结合都是“再婚”,它的声音就是它最初所记录的那个语素的声音。音符凭它的声音与相应语素的声音沟通。当这种声音联系的桥梁被拆掉时,音符也就变成了记号。声音的联系为什么会被阻断呢?主要原因有四条:一是字符形体发生讹变,二是字符原来所记录的语素已被人遗忘,三是字符独立成字时的声音有了改变,四是相应语素的声音发生变迁。

由于在汉字体系里记号大量增加,所以现代汉字里的记号字和半记号字所占的比重已经很大。

我们曾对2500个常用汉字的结构做过分析,分析时所用的字形是现代楷书规范字形,所用的音义,是现代汉语普通话中的音义。当这些汉字表示相应语素的本义或基本义时,它们结构类型的情况如下:

第一,单意符字,共19个,占总数的0.76%;第二,多意符字,167个,占6.68%;第三,变体音符字2个,占0.08%;第四,多音符字,有3个,占0.12%;第五,意音字,有1321个,占总数的52.84%;音符有义的意音字有30个,占1.2%;第六,记号意音字,5个,占0.2 %;第七,记号意符字,286个,占11.44%;第八,记号音符字,131 个,占5.24%;第九,记号字,有536个,占21.44%。

记号意音字、记号意符字和记号音符字,都可以称为半记号字。如果把记号字、半记号字统计到一块,则占总数的38.32%, 数量仅次于意音字(形声字)。

有人曾以《新华字典》(1987年重排本)中的“又、冫、刂、鱼”四部字作过抽样测查,结果如下:〔4〕


部首   总字数   理据字   半理据字    无理据字

又      27     6      4       17

冫      24     7      8       9

刂        64     29     25       10

鱼      88     68     16       4

总计     203    110     53       40


上表中的半理据字相当于半记号字,无理据字相当于记号字。如果把表中半理据字和无理据字合起来,则有93个,占总数的45.8%。

应该着重指出的是,上面的统计都是站在一个文化水平比较高的汉族人的立场上进行的,而且是依据相应语素的本义或基本义而进行的。谁都知道,汉字除了表示本义或基本义外,还表示为数众多的引申义。若据其表示的引申义进行统计,含有记号的汉字比重会更大(当汉字表示假借义而其本义或基本义又被一般人所了解时,它就是假借字。这种字在汉字运用过程中占有一定数量)。

上面的统计说明,现代汉字的结构正朝着记号化的方向发展。目前,在汉字体系里记号虽然不占优势,但是数量已相当可观。估计在不久的将来,含有记号的字很可能赶超意音字,成为汉字的主流。

早在40年代,唐兰先生就指出:“图画文字和记号文字本是衔接起来的,图画演化得过于简单,就只是一个记号。”但是,他认为“截至目前为止,中国文字还不能算是记号文字……还是形声文字。”在这两段话里,唐兰把记号文字看作是文字的一个独立发展阶段,认为它与图画文字、形声文字是相衔接的,这都是正确的。

我们的汉字已经走完了原始文字、假借文字和形声文字三个发展阶段,如果不被废弃,它将迈进记号文字(在文字体系里记号这种字符占大多数)的大门,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。

 

注释:

〔1〕自建国以来,许多学者持“音化”说, 例如梁东汉(《汉字的结构及其流变》,上海教育出版社1959年)、蒋善国(《汉字学》,上海教育出版社1987年)、黄伯荣等(《现代汉语》,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)。近年来,一些学者持“意化” 说,例如申小龙(《文化的语言视界》,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)、万业馨(《略论形声字与汉字表意性》,载《徐州师院学报》1992年4期)、苏瑞(《论汉字的义化》,载(香港)《语文建设通讯》1992年12月)。

〔2〕参看姚孝遂《古汉字的形体结构及其发展阶段》, 载《古文字研究》第4辑。

〔3〕参看钱玄《秦汉帛书简牍中的通借字》, 载《南京师院学报》1980年第3期。

〔4〕苏培成《现代汉字构字的理据性》, 载(香港)《语文建设通讯》第43期(1994年3月)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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